第42章 盛世还没到来，危机已然潜伏（求追读，求月票，求收藏）
很快，不出意外的话，待会就会出意外了。
果然，刘醒很快就被生活毒打。
刘醒那点钱在繁华的长安，没几天就没了。
如同后世人调侃的名言，兽人永不为奴，除非包吃包住。
刘醒也同样，只好先找份工作，来喂饱自己不屈的灵魂。
最后，在长安的大米铺当了苦力伙计。
刘醒觉得自己在米铺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吃饱米饭。
其实，刘醒也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就是自卖为奴。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缴纳人口税，也不需要再服更戍之役，因为主人会承担这些。
某种程度上，长安这里是汇集了整个大汉最有权有势的人。
说句地狱笑话，自卖为奴的话，这里能卖出整个大汉最高的价了。
不过，刘醒觉得心中有大志，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当权贵的仆人，虽然能生活的更好，但对不住我刘醒心中那個“大田蛙”的志向。
你可能说，文景之治不是盛世吗？还有人愿意卖身为奴？
后世人虽然称文景之治为盛世，
但是怎么说呢。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跟以后大多数朝代的所谓盛世一样。
也只是勉强饿不死人的盛世而已。
自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登基，正式为帝。
到现在已经二十九年。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大规模的战乱，导致大汉残破至极。
几乎到了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程度。
大汉这二十九年来，大汉最高层统治者变动频繁。
除开年幼且没有实际权力的前、后少帝两人。
从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和吕后，到当今天子汉文帝刘恒。
出于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他们都一直奉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
而朝廷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但与此同时，却也助长了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
凭借着与官府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
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
所以很多后世人都说汉代田税是三十税一，这么低，怎么还有老百姓活不下去，要造反啊。
沉重的赋税和名目繁多的徭役无疑才是造成他们苦难生活的“罪魁祸首”。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
主要是田税和人头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汉文帝父子在位期间，虽然田税降为三十税一，但人头税和徭役却很沉重。
常常使百姓陷入倾家荡产、“生子辄杀”的绝境。
今年汉文帝七年，5年后的汉文帝十二年。
大臣晁错呈上一篇《论贵粟疏》给汉文帝刘恒看。
我们可以从《论贵粟疏》中窥见一斑。
可以看到在汉文帝十二年，大汉最普通、最多数的百姓的实际生活状况。
晁错是汉文帝、景帝两朝的重臣，后来官至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当于副宰相）。
可谓位高权重，对国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这篇《论贵粟疏》流传千古的文章中，他以极为沉痛的笔调描绘农民生活的艰难，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按照晁错的说法，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全部收成不过一百石（注：汉朝的1石，相当于今天的60斤）。这微薄的收成，农民在应付完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后，才能留作口粮。如果有幸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农民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交税或应付徭役。
这是汉文帝十二年的情况，你可能会说，说不定经历完整的文景之治之后，情况会不一样呢。
好，那举汉武帝时期的例子。举董仲舒的说法。
你可能会说，文景时代的事情，你找汉武帝时代的人举例有啥用？
哎，还别说，这个董仲舒他长命啊。
董仲舒从前179年活到前104年，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75岁
来个形象点的概念。董仲舒在汉文帝登基的第二年出生。
董仲舒二十二岁的时候，汉文帝去世了。
到了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登基，董仲舒去做了博士。
又一直熬到汉景帝去世，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登基。
可以这么说，他绝对亲眼见证了文景之治。
当时，大儒董仲舒在给朝廷上书时，也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谈论“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现状。
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在文、景二帝的治下，农民们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吃的都是如猪食、狗食一般恶劣的食物。
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只能等着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往往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或土匪。
官府即使狠抓一批、狠杀一批，也无法彻底禁止乱象。
由文帝到景帝的这段时间，土地兼并也越发加剧。
兼并者集团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
一方面向佃农征收高达50%的地租，一方面则按照朝廷颁布的税率，向官府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
好家伙，低买高卖算是给他们整明白了。
从中赚取到惊人的差价，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
接下来，他们又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
如此循环往复，渐渐地便使得社会上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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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刘醒很快就被生活毒打。
刘醒那点钱在繁华的长安，没几天就没了。
如同后世人调侃的名言，兽人永不为奴，除非包吃包住。
刘醒也同样，只好先找份工作，来喂饱自己不屈的灵魂。
最后，在长安的大米铺当了苦力伙计。
刘醒觉得自己在米铺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吃饱米饭。
其实，刘醒也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就是自卖为奴。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缴纳人口税，也不需要再服更戍之役，因为主人会承担这些。
某种程度上，长安这里是汇集了整个大汉最有权有势的人。
说句地狱笑话，自卖为奴的话，这里能卖出整个大汉最高的价了。
不过，刘醒觉得心中有大志，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当权贵的仆人，虽然能生活的更好，但对不住我刘醒心中那個“大田蛙”的志向。
你可能说，文景之治不是盛世吗？还有人愿意卖身为奴？
后世人虽然称文景之治为盛世，
但是怎么说呢。
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跟以后大多数朝代的所谓盛世一样。
也只是勉强饿不死人的盛世而已。
自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登基，正式为帝。
到现在已经二十九年。
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大规模的战乱，导致大汉残破至极。
几乎到了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程度。
大汉这二十九年来，大汉最高层统治者变动频繁。
除开年幼且没有实际权力的前、后少帝两人。
从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和吕后，到当今天子汉文帝刘恒。
出于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他们都一直奉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
而朝廷崇尚黄老学说，实行“无为之治”，这固然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但与此同时，却也助长了贵族、豪强和商贾等势力的“野蛮成长”。
凭借着与官府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这些人疯狂地兼并土地。
从而迫使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或沦落为流民，或被迫成为他们的佃农。
所以很多后世人都说汉代田税是三十税一，这么低，怎么还有老百姓活不下去，要造反啊。
沉重的赋税和名目繁多的徭役无疑才是造成他们苦难生活的“罪魁祸首”。
根据史料记载，汉代的赋税约有二十种名目。
主要是田税和人头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徭役。汉文帝父子在位期间，虽然田税降为三十税一，但人头税和徭役却很沉重。
常常使百姓陷入倾家荡产、“生子辄杀”的绝境。
今年汉文帝七年，5年后的汉文帝十二年。
大臣晁错呈上一篇《论贵粟疏》给汉文帝刘恒看。
我们可以从《论贵粟疏》中窥见一斑。
可以看到在汉文帝十二年，大汉最普通、最多数的百姓的实际生活状况。
晁错是汉文帝、景帝两朝的重臣，后来官至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当于副宰相）。
可谓位高权重，对国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这篇《论贵粟疏》流传千古的文章中，他以极为沉痛的笔调描绘农民生活的艰难，称：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按照晁错的说法，当下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每年辛苦耕种一百亩土地，全部收成不过一百石（注：汉朝的1石，相当于今天的60斤）。这微薄的收成，农民在应付完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后，才能留作口粮。如果有幸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农民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有甚者还要售卖儿女、田宅来交税或应付徭役。
这是汉文帝十二年的情况，你可能会说，说不定经历完整的文景之治之后，情况会不一样呢。
好，那举汉武帝时期的例子。举董仲舒的说法。
你可能会说，文景时代的事情，你找汉武帝时代的人举例有啥用？
哎，还别说，这个董仲舒他长命啊。
董仲舒从前179年活到前104年，董仲舒一生历经三朝，度过了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04年病故，享年75岁
来个形象点的概念。董仲舒在汉文帝登基的第二年出生。
董仲舒二十二岁的时候，汉文帝去世了。
到了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登基，董仲舒去做了博士。
又一直熬到汉景帝去世，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登基。
可以这么说，他绝对亲眼见证了文景之治。
当时，大儒董仲舒在给朝廷上书时，也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谈论“文景之治”下百姓生活的现状。
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在文、景二帝的治下，农民们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吃的都是如猪食、狗食一般恶劣的食物。
如果不肯做豪强的佃农，只能等着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饥民往往铤而走险，沦为强盗或土匪。
官府即使狠抓一批、狠杀一批，也无法彻底禁止乱象。
由文帝到景帝的这段时间，土地兼并也越发加剧。
兼并者集团在侵占大量的土地后。
一方面向佃农征收高达50%的地租，一方面则按照朝廷颁布的税率，向官府缴纳税率极低的地租（三十税一，即3.33%）。
好家伙，低买高卖算是给他们整明白了。
从中赚取到惊人的差价，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
接下来，他们又会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土地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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